这一修改，使得我国《立法法》关于民主立法的规定更加健全和充实，体现了对以人民中心这一根本立场的坚守，为新时代全面提高立法质量、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提供了方向指引，指明了工作着力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我们有我们的历史文化，有我们的体制机制，有我们的国情，我们的国家治理有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也有我们自己长期积累的经验和优势。这深刻体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注重整体谋划、尊重规律、层次分明、阶段清晰的实践规划论。

我们要深入研究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领导，不是一句空的口号，必须具体体现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上。习近平法治思想实践的整体论是在准确把握全面依法治国规律的基础上，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推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基本环节，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 在中国长期法治实践中孕育、发展、成熟的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也是全面依法治国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理论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树立辩证思维和全局观念，系统研究谋划和解决法治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用法治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

因此，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构成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制度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7]例如火车票价上涨决定、某区域集体搬迁命令等，这些行为尽管涉及对象成千上万，但确实是直接完结了对象的权利义务。

施米特说：只有当法律被视为一种普遍规范时，权力分立——即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区分——才有意义。换言之，强调法律的抽象性是为了限制行政权。[35]参见同上注，第208页。因此，这种古典意义上法的平等性乃至普遍性是不成立的，这也是宪法平等原则承认合理差别的重要原因。

法律可以就不同对象进行基于自然、经济、社会事实等因素进行归类，只要这种归类目的正当且归类方法与目的之间相关联就可以认为不违反平等条款，反之则构成任意歧视，有违宪嫌疑。本章在参考上述域外学说基础上，将具体法区别为效力范围特定性立法（立法类型Ⅱ、Ⅳ）与权利义务完结性立法（立法类型Ⅲ、Ⅳ）进行检讨。

换言之即便形式上是法律规范，实质上是行政决定（披着立法外衣的一般处分，单阶段权利义务完结型立法）也不可能被提起诉讼——尽管我国行政行为判断标准对其他规范性文件采用实质主义立场，但是对于立法却采用了形式主义一律排除的立场。所谓事先正当程序，是指对将要受到不利益侵害的特定个人，在决定下达前对其单独进行听取陈述、给予申辩、说明理由、听证等，我国现阶段立法程序是否可以满足这种要求存在一定疑问。从这一表述中可以看出两点：第一，宪法明确要求在限制基本权利时，法律必须符合抽象性（一般性）原则。其次，从上述条文中可以直接得出的结论是：基于审判独立于行政的规定，行政立法自然是不可以对抗审判权，因而如果有权机关以行政立法的形式制定权利义务完结性立法，直接针对个案作出审判是明显违宪的。

同时，反思全国一刀切的种种弊端，呼应国家治理的在地化也是学界一直以来所强调的。无论是所谓的职权立法也好、行政行为也好，都与人大立法是竞合事项关系，权力机关的立法权限只能被保障，而不能被限制。这正是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法理的出处。根据效力范围是否特定、权利义务是否完结可将所有法律规范分为四种类型。

然而，现代社会日益复杂与分化，现如今针对一定群体和阶层的立法随处可见。然而，本文对此并不认同，理由如下。

第二，随着公众法案的增多，过去许多需要通过制定私人法案完成的政府任务，转变为了只需要靠依据公众法案（抽象法）的行政行为即可达成，这进一步减少了私人法案的立法必要性。第三，为什么《德国基本法》第19条第1款要求立法的抽象性这一问题的回答也涉及到如何判断个别法的合宪性。

[50]田中英夫，见前注[39]，第153页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对不属于受案范围、不可诉的行为进行了兜底描述，即对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60]因此，就行政立法来说，既然都是行政机关内部的不同权力表现形式，就不存在什么立法篡夺行政的问题。[6]如果有权机关制定了非抽象立法，如制定没收张三财产法授予甲公司专卖许可法，很难说存在什么合法（宪）性问题。[71]最后，程序权从起源来说当然是一种积极权利或受益权，需要国家建立一整套法律制度去实现和完善这种宪法的给付要求。而抽象规范与具体规范的区别在于立法是否针对特定事项。

在我国，一般处分概念并未引起过多重视，但上文也提及，我国司法实务既然已采用实际影响权利义务的判断标准，那么这种对象虽不特定，但权利义务已确定的行为当然应当纳入行政行为范畴的。[15]（日）美濃部達吉：《日本行政法上巻》，有斐閣2001年版，第9页以下、115页、924页以下参照。

这里更明确说明了法的抽象性原理。[28]玉井克哉，见前注[23]，第75页参照。

例如，《环境保护法》第43条就是典型的针对不特定对象的法律规范，任何现在或今后可能排放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都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排污费，落在了法律效力的可及范围，因而具有普遍性（抽象性）。既然域外状况中实际充满着差异与论争，不存在统一答案，那么我国法规范体系下应当怎样看待这一问题，下文予以检讨。

第四，地域范围的不特定。[61]其次，我国宪法将行政机关定位为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宪法》第85条、第105条第1款），这种规范表述实际并没有行政固有权限的谈论余地。所谓不可以篡夺其他国家权力指代不可以立法的形式作出实质的行政行为或司法判决。2.行政与权利义务完结性立法通过上文考察可以看到，立法不得篡夺行政权限的权力分立原理实际在法、德、英美三大法律体系中并非通用。

[51]相关争论，参见张千帆主编：《宪法学》（第3版），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44页。国家的统治权属于人民，而人民则既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行使自己的统治权，又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项事务。

而近代法国高扬法律的抽象性原则并非出于保护行政权的目的，行政依然是立法的下位概念。另一方面，如果是对象范围特定的权利义务完结性立法，特定个人的事前正当程序权利可以通过现行制度予以保障吗？理论上我国立法程序法上规定的立法论证咨询、立法听证、立法征求意见等如果专门针对权利义务完结性立法涉及的特定个人或组织开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保障正当程序权的体现。

该法条虽然列举了故意杀人和故意杀人但情节较轻两类事项，但这是一种不特定的概括性描述，并非列举现实中某一具体杀人案件，而是未来符合上述两类描述的所有可能事项都处于该立法的效力射程内，因而可以反复适用。然而，法理学和公法学界却没有对实务中这些矛盾现象进行过多追究，有限讨论几乎都认可立法应当抽象，制定非抽象的立法似乎是违反学理的。

黄宇骁，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助理教授。[69]我国学界对此也有明确的态度，尽管对是否应当明文将诉讼权入宪存在争论，[70]但是通说普遍认为根据《宪法》第41条，包括诉讼权在内的这种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当然是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然而，宪法对国家宏观调控同样提出了要求（《宪法》第15条第2款），这也正是国家通过立法手段个别介入市场的规范依据。这种意义上的程序权由于是公民在自己权利受到侵害后希望伸冤有门，因而可以称之为事后程序权。

参见黄宇骁，见前注[6]，第55页。第二，各层级特定范围立法并不违反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原则。

2.权利义务完结性立法与程序权保障的冲突如果要用抽象性原则约束包括法律在内的立法内容，那么作为基本权利的程序权保障就是其唯一理由。换句话说，特定范围立法与非特定范围立法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同治理手段，两者都是可行的。

施米特在魏玛时代后期名著《宪法学说》中对法律的抽象性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法治国的阿基米德支点。例如《宪法》第34条前半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该法条所指对象广泛程度数以亿计，但却属于一条明确（授益性的）完结权利义务的规范——根据这一规定，所有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都自动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已经不需要后续的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再来一一就某个特定公民是否享有这两项权利进行判断了（后续选民登记是确认是否可以行使选举权，并非判断是否享有选举权）。